人物 / Dec 29,2013
2013年10月的一个晚上,梁文辉作为嘉宾出现在中山大学“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”公共选修课的课堂上。

这个阳光帅气的男生还在读大四,但他和他所创办的“直同道合”公益组织已经开展了许多撑同志的活动,为众人所熟知。

面对讲台下的三百多个听众,穿着印有“我们撑同志”字样的黑色文化衫,梁文辉始终带着清新又开朗的笑容,风趣幽默。一小时的演讲,一小时的问答互动,整个教室的气氛一直非常活跃。

两天后,梁文辉在广外校园里接受了点杂志的专访,面对面交谈时,他显得更加细致与耐心。记者注意到他的眼镜镜片有一点裂痕,他笑着解释,自己实在太忙了,没有时间也没有闲钱去换眼镜,末了还打趣道:“我们做公益的人就是过着如此贫苦的生活。”

从中学就决定做同志公益

梁文辉的家在广东阳江的农村,作为长子,从小就很有担当和责任心。初中开始便一个人到县城住宿读书,更是让他年少起就懂得独立。

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后,他也有过几个月的挣扎期,甚至偷偷哭泣。但是对同性恋的科学认识,以及乐观独立的性格,让他很快有了较好的自我认同。

然而,让梁文辉苦恼的不是对自我的认知,而是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与负面评价。

高中时他是学生会主席,有一次在全校做国旗下讲话时,人群里突然有人大声说道:“他是个死同性恋。”这句话没有引起多大反响,但是他知道,那个说话的同学本身就是同志,这正印证了那句话——“恐同多深柜”,即是说,很多同志自己也会厌恶,恐惧同志身份,而这正是由社会普遍的认知造成的。

为什么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大多是负面的?为什么一些公众人物本身是同志,却不为同志说话?梁文辉下定决心,以后要做同志公益。

他的一位同学透露:“文辉以前是个内向而低调的人,为了同性恋公益活动,他不得不高调。”为了锻炼自己,梁文辉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各类活动,担任学生干部,而且有意识的训练自己变得能说会道。

梁文辉选择了社工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,这个专业在国内很冷门,社会认可度也不高,但他觉得和自己想做的事很对口。课堂讨论,同学之间的聊天,梁文辉总会借机谈论关于同志的话题,增进同学们对同志的认识,由于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,当他通过一封群邮向全班同学高调出柜的时候,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。

他的一位同学小唐说:“文辉并不介意别人知道他是同性恋,给人很坦诚的感觉,这也是我愿意支持他的公益活动的重要原因。”

直人撑同志的鼓舞力量

2011年4月,梁文辉和四位一同参加大学生公益培训的“直女”成立了“直同道合”组织。
在此之前,他曾在同城青少年中心工作过两年,那段日子非常辛苦,最忙的时候就住在办公室,有一次办公室停水,他只好拿啤酒刷牙。这两年的工作为他日后做同志公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人脉。

让异性恋撑同志——促使梁文辉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有几条,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,其一,在他接触到的全国各地同志组织中,没有一个是直同联盟性质的;其二,他感受到,异性恋参与同志运动能够产生很大的鼓舞力量。

“在有些组织中,出现了一两个异性恋,同志会很受鼓舞。”他说,“我在同城社区也遇到一个异性恋,拿着很低的工资坚持工作了一年多, 他让我非常感动。”

建立直同联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为了吸引更多异性恋参与,同时又不给他们太大压力,直同道合从吸引同志的朋友,腐女等入手,进而吸引更大范围的直人。

由于另外四个创始人或出国或考研,很难抽出时间精力,所以“直同道合”大部分活动的统筹策划工作都是由梁文辉一人完成,直到今年八、九月份,才重新确立了除他之外的另四位核心成员。

在过去的九个月,直同道合月支出不足1000元,却举办了大大小小三四十场活动,梁文辉说,他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已经可以去基金会拿到很大一笔钱,但是不找基金会帮助,主要是为了培养社群的参与意识。“做公益不是扶贫,应该是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

压力特别大的时候,他喜欢听一段昆曲来舒缓情绪。“京剧和昆曲算是我的兴趣所在,而同志公益更多的是责任。

从初中决心做同志公益到现在努力经营直同道合,梁文辉一路上都走得很坚定,很纯粹。“我不觉得自己做公益会显得比别人道德高尚,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。”

这个男孩总是带着清爽,阳光的笑容,仿佛没有什么能让他退缩或忧愁。正像他自己所形容,他不怕任何困难,源于他始终葆有的乐观,坚定的心。他的想法是,坚持把直同道合做好,也希望把直同联盟的形式在中国推广。